面对校园里越来越多的暴力与欺凌，人们在问：教师能够及时干预，制止学生的欺凌吗？家长能否为遏制孩子的不良行为做更多的工作？能否在儿童的幼年时期便采取预防措施，从而杜绝欺凌分子的产生？

　　近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逐渐达成一个共识，欺凌和其他类型的暴力，能够通过早期同理心（empathy，又译移情、神入、共情）的培养得以遏制。在过去10年，关于同理心——在对方的立场上感同身受的能力——的研究显示，同理心是所有人际社会交往与人的品行的关键。

　　没有同理心，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聚合力；没有相互的信任，就没有不去谋杀、欺骗、偷盗、撒谎的理由；没有同理心，至多我们都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人，最差的状况，我们都是一帮极端反社会的人（sociopaths）。

　　你可以被培养成一个斯巴达人，也可以被培养成一个雅典人

　　文章说，尽管在西方的历史上，人性被视为本质上是自私的，但最近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具备同理心的能力被认定为大多数人天生就有，就连其他物种，如非洲的黑猩猩也天生具有同理心，它们会保护受不公正对待的其他同类，如果别的黑猩猩跟他干了同样的活但却没有获得同样的回报，它会拒绝接受它应得的回报。

　　人的同理心的最早萌动通常出现在婴儿期：新生儿听到别的婴儿哭，自己也会哭，年仅14个月的幼儿就会主动帮助成年人触拿物品。在为他人提供帮助与妨碍他人的成年人之间，婴儿对前者有着明显的偏爱。

　　但就像语言一样，这一先天倾向的发展也会受成长经历的影响。要找这方面的证据，只需回到古希腊，看看斯巴达和雅典的育儿经验。以英勇善战著称的斯巴达人，对统治阶级的男孩养育方式是，将他们置于一个冷酷无情的环境中，7岁的时候便将他们招募进训练营，让他们忍饥挨饿，逼迫他们利用狡猾的诡计去偷取食物，煞费苦心地培养出一代代残酷无情的杀手。

　　而在雅典，未来领袖的培养则是通过更加平和与滋养的方式进行，在家跟母亲和保姆在一起，6岁开始学音乐和诗歌。他们成为民主、艺术、戏剧和文化的先锋。“就像杀人可以从小训练一样，同理心也是可以从小训练的。你可以被培养成一个斯巴达人，也可以被培养成一个雅典人——你还可以二者兼备。”普罗维登斯的非暴力研究与实践中心的执行主任泰尼·格罗斯说。

　　今天的研究证实了古希腊人的直觉。童年——早自婴幼儿时期——是同理心培养的关键期。研究显示，幼年期遭遇过虐待、疏忽的儿童，年长后变得攻击性强、精神出问题、欺凌他人或被他人欺凌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儿童大得多，尽管不排除有的儿童有着惊人的韧性和自我康复能力，在经历过这些不幸后仍然发展得很好。

　　仅仅是被成人疏忽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2007年，研究者公布了首个对孤儿院儿童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跟被家庭领养的儿童比起来，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儿童智商较低，身体发育较慢，对人的依恋存在问题，跟情感发育相关的大脑区域的功能也出现了差异。

　　机构化培养（孤儿院）的婴儿没有过作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注意力中心的体验，照顾他们的是轮换的职工，这些职工注定不可能像父母那样用心。因此，孤儿院里的婴儿缺乏集中的、一对一的关爱和依恋，而这些是婴儿在其极端脆弱的年龄所需要的。由于缺乏这样的体验，他们从小得到的认识是，这个世界是冷酷的，不安全的，不值得信任。他们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他们理解和认同他人的情感就经常性地出现问题。

　　从教孩子理解自己的感受开始

　　孤儿院的冷漠气氛可以被视为惩罚的一个极端，在惩罚光谱的另一端，是单纯的儿童管教。研究者认为，朝孩子吼叫，或打孩子，只会带来恐惧，孩子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被惩罚。久而久之，体罚的惯用不仅无法让孩子行为变好，还会使孩子的攻击性增加。与其怀着打掉孩子坏行为的想法，不如开启他们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开关”。

　　换句话说，就是从教孩子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感受开始——这将为他们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感受提供基本方法。比如，对于一个伤害了他人的孩子，首先应该帮助他“准确认知他们自己在当时的感受”。

　　“同理心之根”——一个旨在培养学生同理心的校本课程的创始人玛丽·戈登说：“我们总认为我们应该一开始问‘你认为某某人会有什么感受’，但其实，你一开始就说‘你一定感觉很沮丧’，效果会更好。诀窍在于帮助孩子描述他们自己的感受，这样，在下一次类似情况发生时，他们就有了表达的语言。他们在打了别的孩子后可以说，‘我打强尼时，我就是忍不住。’”

　　在孩子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之后，他们就离理解他人的感受近了一步，他们就能理解强尼在被打之后很受伤，很难受。这个“开关”是最终促使孩子行为变化的火花。

　　不过，仅有对痛苦的理解还不能说就学会了同理心，戈登说，这也是为什么遭受更多痛楚的孩子——比如在家经常性地受虐待——更有可能成为欺凌者的原因。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被别人伤害是什么感受，而是说，他们学到了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愤怒和主张权力。

　　“同理心之根”目前在加拿大的3000所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以及西雅图的40所中小学实施。在这个课程中，孩子们每个月都会在教室里观察一位父母跟婴儿的互动，去理解同理心是如何建立的。当婴儿哭的时候，“同理心之根”的指导老师会给母亲提供帮助，学生们会思考是什么让这个婴儿感到不舒服，怎样才会让情况好起来。

　　指导老师让学生们知道，婴儿哭并不说明他是一个坏孩子，而是说他遇到了问题。通过努力找寻究竟是怎么回事，孩子们学会用婴儿的眼睛来看世界，理解当一个人有某种需求，但又不能明确表达时是什么样子。

　　“我们喜欢婴儿出现肚子痛。”戈登说，因为这种情况下，母亲通常会告诉班里的孩子们，婴儿哭个不停会多么让人沮丧和烦躁。这给了孩子们从父母的角度看问题的机会——孩子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成年人的——这通常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看同理心的养成过程，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站在他人的视角看问题。”戈登说，“在培训这个技能的时候，我们还帮助他们站在其他同学的视角看问题。”

　　到现在，前后共有9个对“同理心之根”的研究显示，该课程有助于减少学校里的欺凌现象，有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支持性行为。美国的很多学区，包括纽约市学区，最近都表达了实施该课程的兴趣。

　　同理心无法教会，但它可以被传染。

　　如果父母在孩子面前以身作则表现出同理心，他们的同理心会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如果父母以同情、无私和不做主观评价的态度对待他人，孩子就会跟着效仿。“同理心无法教会，但它可以被传染。”戈登说。

　　戈登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戈登出生在加拿大的纽芬兰，生长在一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有四个兄弟姐妹、两个祖父母和一个智障的叔叔——家里还经常接收一些游荡的人，比如没有地方去的未婚怀孕女青年，刚出狱的讨口饭吃的囚犯。戈登的父亲曾是加拿大的劳工部长，母亲是一个画家，她经常跟着母亲一起去访问社区的贫困家庭，给他们带去食物、衣服和取暖的煤。

　　一次，小戈登嘲笑并质问一位妇女为什么把煤存放在浴缸里，她母亲对她提出了告诫，但是在私下里对她说的。“母亲从来不会给任何人难堪，对作为一个小孩的我，同样不会给我难堪。她视每个人都有尊严。”戈登回忆说，“在车里，她对我说：‘你脸上流露出的表情说明你在评判那位妇女。在她面临的困境之下，她已然作出了她能作出的最合适的决定。你并不了解她的困境。’”

　　不是所有孩子都像戈登一样幸运，有这样一位妈妈。但即便是在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也能让他们“传染”上同理心，这是泰尼·格罗斯在对那些街头帮派小子的工作中得出的经验。

　　格罗斯发现，那些跟孩子建立起基于关爱和公正的关系的义工做得最成功。“人是有正义感的。”格罗斯说，这也是为什么当咨询师对他们的行为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时，他们能够以不错的表现回应。“我们的孩子们过去都习惯了不公正对待。他们习惯了学校和警局对他们的虐待。但当制约来自一个充满了爱心与关怀的地方，人们就不会认为这是对其正义感的侵犯。”

　　格罗斯的项目主要是将那些在帮派中混的男孩和年轻人引入到一群真正值得信任，关爱他们的人中去，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在童年时期没有的安全环境。让曾经跟他们一样深受帮派之害，如今已浪子回头的青年给他们当辅导老师，很容易让他们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辅导老师不仅会出现在他们的关键事件中，表达他们的关爱，还为他们组织外出活动。比如去年夏天到附近的海滩去冲浪。那次活动特意将对立帮派的孩子组织在一起，希望借此机会缓解双方的对立，减少日后的摩擦。

　　事实上，研究显示，仅仅让孩子在一个友好的环境中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就能够提高他们对人的同理心。尽管有的黑帮和反社会凶徒或许永远无法被感化，格罗斯仍然心怀希望。他指着过去20年美国几乎缩减一半的凶杀犯罪率说：“重获新生还是可能的，虽然不容易。”